中国人文学者尽心于人生真目的之探讨。为学术界放一异彩，他们会悟了人生的真意义，因完全置神学的幻象于不顾。常有人询问我们的伟大人文学者孔子以死的重要问题时，孔子的答覆是：“未知生，焉知死。”有一次，一位美国长老会牧师跟著者追根究蒂讨论生死问题之重要性，引证至天文学原理，谓太阳在逐渐丧失其精力，或许再隔几百年，生命在地球便将消灭。 牧师因问我：“那你还承认不承认生死问题到底是重要的？”我率直地告诉他，我未为所动；倘使人类生命还有五十万年可以延续，那已很足以适应实践目的之需要而有余，至其余则都属于不必要的玄学者的杞忧，任何人的生命，如欲生活五十万年而犹不感满足，这是不合理，而且非东方人士所能了解的。这位长老会牧师的杞忧，是条顿民族的特性。而我的不关心的淡漠态度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中国人是以便不易皈依基督教，即使信仰基督教，多为教友会（quakers）式之教徒（教友会为意大利人乔治福克斯所创之宗派，系主张不抵抗主义者。）因为这一派是基督教中唯一可为中国人所了解之一种，基督教义如当作生活方法看，可以感动中国人，但是基督教的教条和教理，将为孔教所击得粉碎，非由于孔教逻辑之优越，却由于孔教之普通感性的势力。佛教输入中国，当其被智识阶级所吸收，其宗教本身，只形成一种心意摄生法，此外便了无意义。宋代理学的本质便是如此。 这却是为甚么缘故？因为中国的人生理想具有某种程度的顽固特性。中国的绘画或诗歌里头，容或有拟想幻象的存在，但在伦理学中，绝对没有非现实的拟想的成分。就是在绘画和诗歌中，仍富于纯粹而恳挚的爱悦寻常生活的显著征象，而幻想之作用，乃所以在此世俗的生活上笼罩一层优美的迷人薄幕，非真图逃遁此俗世也。无疑地，中国人爱好此生命，爱好此尘世，无意舍弃此现实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他们爱悦此生命，虽比生命是如此惨愁，却又如此美丽，在这个生命中，快乐的时刻是无尚的瑰宝，因为它是不肯久留的过客。他们爱悦此生命，此生命为一纷扰纠结之生命，上则为君王，下则为乞丐，或为盗贼，或为僧尼。其居常则养生送死，嫁娶疾病，晨曦晚霞，烟雨明月，胜时佳节，酒肆茶察，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劳形役性，不得安息。 就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琐屑详情，中国小说家常无厌地乐于描写，这些详情是那么真实，那么合乎人情，那么意味深长，我们人类，谁都受了它们的感动。那不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吗？那时阖家自女主人以至佣仆个个沉浸在睡乡里了，黛玉却独个儿坐在珠帘的后面，不是听得那鹦哥呼唤着主人的名字么？又不是八月十五吗？那是一个不可忘的中秋佳节，姐儿们和宝哥哥又挤拢在一起，一边儿持螯对酌，一边儿做诗了，起了劲儿，你我揄揶一阵子，狂笑一阵子；多么快乐，多么醉人啊！但是这样美满的幸福总难得长久，中国有句俗谚，叫做月圆易缺，花好易残，又多么扫兴啊！或则那不是一对几天真的新夫妇，在一个月夜第一次别后重逢吗？他们俩坐在小池的旁边。默祷着花好月圆的幸福，可是一会儿黑云罩上了月儿，远远里听得好像隐隐约约有什么嘈杂声，好像一只漫步的鸭子被一条暗伺的野狼追逐着的逃遁声。 第二天，这年轻的妻子压不住混身发抖，她不是患起高度的寒热病来了吗？ 人生的这样犀利动人的美丽是值得用最通俗的笔墨记载的。这个尘俗的人生之表现于文学，从不嫌其太切实也不嫌其太庸俗的。一切中国小说之特点，为不厌求详的列举琐碎家常。或则一个ｍ.dｇLHｔｏＹｏta.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