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坐下，”法官说，“会轮到你的。请继续，赖德先生。那么你是否注意到这位先生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支钢笔。他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本橙色的书。” “朝你走过来到后舱去的人只有他一位吗？你自己离开过座位吗？” “是的，我去过洗手间——不过我手上并没有拿着吹管。” “你说话的态度有些失礼。请下去。” 诺曼·盖尔，就是那个牙医，他提供的证词几乎都是否定性的，很快他就被愤愤不平的克兰西先生代替了。 比起贵族夫人来，克兰西先生不是个很有新闻性的人物，对他的登场，记者们兴趣索然。能写的就是“侦探小说作家出庭。知名作家承认购买过致命武器，轰动了法庭。” 不过说“轰动”有点为时过早了。 “是的，先生，”克兰西厉声说，“我的确买过一支吹管，不仅如此，我今天还把它带到这里来了。我强烈抗议将杀人致死的吹管与我的吹管联系起来。这就是我的吹管。” 他得意地炫耀着自己的吹管。 记者们写道：“法庭上出现了第二支吹管。” 法官严肃地对克兰西说，请他出庭是为了帮助破案，而不是让他有机会来驳斥完全凭空想象的针对自己的指控。法官接着询问他在普罗米修斯航班上的情况，但是收效甚微。克兰西先生一直在唠唠叨叨，毫无必要地解释着他是如何被国外火车上的古怪服务搞得迷迷糊糊，如何度过长达二十四小时的艰难旅程，以至于对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丝毫不在意。就算整个机舱里的人都在用吹管放蛇毒，他也不会知道。 接下来是简·格雷出场，这位美发师的证词对记者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随后是两位法国人。阿曼德·杜邦先生说他是前往伦敦皇家亚洲学会作学术发言的。在飞机上他和儿子一直都在探讨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也没有注意到那个死者，直到机舱里因为有人发现她死了而出现一阵骚动，他才将注意力转回身边。 “你认为这位莫里索夫人或吉塞尔夫人面熟吗？” “没有，先生。我从未见过她。” “据说她是巴黎的一位知名人物？” 老杜邦耸耸肩。“对我来说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我经常不在巴黎。” “据我所知，你刚从东方回来，对吗？” “是的，先生——从波斯那边。” “你们父子到许多神秘遥远的地方旅行过吧？” “什么意思？” “你们去过一些蛮荒地区吧？” “哦，可以这么说。” “你有没有见过有什么部族用蛇毒涂在箭头上作为武器？” 这句问话必须经过翻译他们才听明白。杜邦先生听懂后使劲摇头。 “没有，我从未碰到过诸如此类的事情。” 儿子的回答与父亲的大同小异。他不认识死者，也没有注意到飞机上的任何事情。他一直认为死者很有可能是被黄蜂蜇死的，他本人就被一只黄蜂骚扰过，最后终于弄死了那只小东西。杜邦父子是最后出庭的证人。 法官清了清嗓子，对陪审团说，这是本法庭所处理过的最难以捉摸的案子。他们可以排除自杀或发生意外的情况。一位女士在空中，在一个很狭小的封闭空间里遭到谋杀，除了乘客，不可能有任何局外人实施这种罪行。凶手或凶手们显然就在今天出庭作证的人当中，无法回避这一严酷而可怕的事实，即他们之中的某位凶手以极为狡猾的手段在说谎。 犯罪的方式及其残酷，在十位——加上乘务员有十二位——证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凶手将吹管举到唇部，在一定距离上将毒针吹射到死者的喉部，而在场的所有人对此都无所察觉。这件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的确有吹管、地板上发现的毒针和死者脖子上的针眼作为证据，另有毒物测试作为进一步物证。无论这事儿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它还是发生了。 由于缺少更多的证据找出犯罪嫌疑人，他只能提请陪审团做出某个或某些未知身份的人犯了谋杀罪的裁决。既然出庭作证的人都否认认识死者，这件事只好交由警方进一步调查。鉴于对作案动机一无所知，他只能建议陪审团做出上述决定。陪审团现在可以考虑如何裁决了。 一位方脸的陪审员带着疑虑的目光欠身说：“您说吹管是在一个座位后面发现的，那是谁的座位？” 法官核对了一下文档，威尔逊警长凑上去在他耳边低语了些什么。 “哦，对，是九号座位，波洛先生的座位。我可以告诉大家，波洛先生是一位知名的、受人尊敬的私人侦探，他曾经多次成功地与伦敦警察厅合作。” 方脸陪审员将目光转向波洛先生，似乎有些怀疑眼前这位留着胡子的矮小的比利时人。 “外国人，”他的目光这样说，“你无法信任外国人，就算他们和警方有关系。” 他大声说：“正是这位波洛先生捡起毒针的，对吗？” “是的。” 法庭休庭五分钟。当陪审员重新入座，并将陪审裁决书交给法官时，他皱了皱眉。“胡闹！我无法接受这份裁决。” 几分钟后，一份修正裁决书又递交了上来：“我们一致同意死者中毒而亡，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谁下的毒。”Ｍ.DGlｈＴOyoＴＡ.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