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地图的向导赶紧上前，在沙地上摊开地图，拎着灯笼在羊皮地图上投下一层金色的光晕，手指着光晕说道：“贺拔将军，咱们离石城镇少说还有八十里，今日怕是天黑前走不到了，倒是前头有个原先的旧村，可惜村里头唯一一口井也在十几年前干涸，里头的村民已经撤退了。” “还有些树木么？” “当年还是有树，怕是如今只有枯死的胡杨了。”那向导愁眉苦脸的答道。 这个状况，的确是超乎贺拔庆元的想象，作为这支包含着商人、僧人和军人的庞大队伍的指挥，他没有想到陇右道这一大片疆土，这几年已经因为东突厥不断的入侵骚扰以及猖獗的马贼沙盗变的不成样子。 曾经在地图上标注过的馆驿、绿洲和小镇，沿途过来大多数都成了残垣断壁，沿路可以休息的地方越来越少，使得行在路上没有补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命那些商人奴仆不得休息，立刻起身。找一辆储水车，前去湖边取一车的湖水。先用着这些，咱们到村落那里再去慢慢过滤烧开湖水，勉强够大家一夜喝的。”贺拔庆元沉声道。 贺拔庆元的副官道：“将军，纵然是那村落有枯树可以点火烧水，可明日起来出发时，队伍里就没有一点水了。明日还要半天行程才能到石城镇，将士们可以强忍口渴，僧人们也都性情隐忍，可那些商队的人恐怕又要——” “半天不喝水死不了！”贺拔庆元皱紧眉头显得有些烦躁：“也不过是怕他们怨言连天拖慢行程，今日他们看了湖不肯走，咱们也不能就让他们喝这些水，全都死在路上。到了村落，也给他们烧水了，堵住他们的嘴，让他们知道明日不走就是活活渴死，保准他们走的比谁都积极！” 也不怪军中这些人烦躁，往日里都是军队前行，只要有命令便能服从。这回带上了商人，他们真的是事儿多嘴杂，好几个脾气暴躁的营主既难忍他们的指指点点，又受不了他们的散漫无度，气的暴跳如雷，恨不得甩下这商队。 贺拔庆元毕竟是一军之主，浸淫官场多年，还算是有些活络手段，从中来协调些。 殷邛塞上这么多商队和僧人，其目的跟所谓的“与波斯深化经济文化多边战略合作”没关系，他是想笼络住陇右道这仅剩的一条下部丝绸之路沿途的小国。 这些小国由于西域行路的时断时续，跟大邺联系的愈发少，不但是大邺内胡商人数直线下降，王公贵族能见到的西域特产越来越少，这些周边小国的贵族更是多少年没有得到新时的绸缎茶叶了。跟东突厥打了百年了，他们早就习惯，但从大邺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却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这些被朝中大臣瞧不上眼的绸缎瓷器竟成为了笼络小国的最佳手段之一。更何况早些年大邺一大笔的收入，还是依靠着来往不绝的胡商带来的财富与商业赋税，穷的两眼冒绿光的殷邛自然想疏通这条商路。 另一个手段便是佛法。高祖时期，派遣僧人从沙洲一路往楼兰、龟兹、据史德到了安国，也就是所谓的波斯。僧人住持的精妙佛法引得众小国国主虔诚疯狂的追随，从那之后整个西域对于大邺而来的僧人与佛经欢迎异常，在这样的态度下，高祖用迂回的手腕使得陇右道一片小国成为了大邺的附属，又再利用商队给他们带去财富与技术，将大邺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 不过东突厥多次掠夺波斯而获得大量财富，逐渐壮大，开始用铁蹄踏过陇右道这些富得流油且安逸懈怠的小国，这才破坏了从高祖时期建立的双赢政策。 另外这些商人敢如此叫嚣的原因，便是大邺没有将经商贬为下等的说法。 这些在崔季明看来有些匪夷所思，因为重农轻商几乎是中原大地几千年来的思想。秦朝曾将一大批商人及祖辈为商人的后代，统一发配戍边；汉朝立国时，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纵然是大邺之前的魏晋南北时期，仍然有根深蒂固的“禁工商不得乘马”“必不可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座而食”的思想。 大邺也并非不歧视商人，只是受歧视的程度堪称是自秦统一天下来最低的。 高祖立国时，在立法中删除所有对于商人苛责的律条，虽未有大张旗鼓的宣扬平视商人的想法，但当人们想要刁难商人时，却发现律法文件中，甚至找不出一句前朝通行的“视商贩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的说辞。 后来显宗诏令：“榜商税泽例于务民，不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不得随意滞留商人、乞取财物。 这些律法与诏令都是缓慢而默不作声的修改，不注意到的时候仿佛不存在，唯有触及商贾利益时才会如幽灵般出现在律法中，成为了那些小商小贩的护身符。 再加上高祖与显宗时期的国相与大儒，都表示出尊重Ｍ.dGlhTＯYOｔａ.cOｍ